长期致力于中国心血管疾病临床技术革新与科研成果转化，葛均波院士在血管内超声研究、新型冠脉支架研发、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手术等领域硕果累累。20余年间，他从首次发现心肌桥血管内超声特征性“半月现象”，到首创“逆向导丝技术”，再到研发中国首款原研生物完全可吸收冠脉支架，创造了心脏病诊治领域的多项“全国首例”和“上海第一”。而这份成就的背后，是他在突破生命“禁区”的创新之路上，以近乎“离经叛道”的勇气，扛起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与责任。
4月20日，在上海市侨联主办的“加快医学成果转化，助力健康中国建设”特聘专家委员会主题日活动中，作为市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葛均波院士以《艰苦医学创新路上的“离经叛道”》为题，结合自身实践与鲜活案例，分享了医学创新的艰辛与收获，坦言：“创新是一个痛苦、焦虑并且快乐着的过程，有时被质疑和充满风险，但唯有坚守，才能为患者带来希望。”
科学认知：在试错中逼近生命真相
葛均波院士指出，人类对生命的科学认知，从来不是一蹴而就，而是在不断试错、修正中逐步逼近真相。回望医学发展史，许多曾经被推崇的疗法，如今看来既无效又有害：曾有人认为烟草能治疗多种肿瘤，罂粟可缓解疼痛、治疗癌症，水蛭放血、热砒霜解乏等民间疗法也曾风靡一时；即便是主流医学界，也曾流行过“脑白质切断术”这类匪夷所思的疗法，不仅让数十万人接受手术，相关医生还曾斩获诺贝尔奖。此外，含铅护肤品、放射性栓剂、神秘药酒等，也曾因人们对健康、长寿的迫切渴望而被追捧。
“这些非理性现象的背后，是人类对生存的强烈欲望，这也是医学变革最原始的动力。”葛均波表示，科学家就如现实中的伊卡洛斯，总想研发出更高效的药品、更先进的技术，在同行中脱颖而出。而从蒙昧到理性，法律规范、科学前提、伦理约束，成为现代医学兴起的三大标志。
“科学不是科学家的想当然，它需要被证实，更需要被证伪。”葛均波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：当年他的团队发现心肌桥“半月现象”后，曾设想用支架解决心肌桥导致的心肌缺血，却被同行抢先发表文章并应用于临床，他一度陷入沮丧。但后续研究中，他发现支架置入会因心脏收缩刺激，导致再狭窄、支架断裂穿孔等灾难性后果。经过多年钻研，他终于找到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法，于1999年发表成果并广泛应用于临床。“这种波浪式前进、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，才是真正的科学。”
而伦理规范，更是医学创新不可逾越的底线。葛均波举例说，医学先驱希波克拉底曾为解剖研究盗墓取尸，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·马歇尔为证实幽门螺旋杆菌致胃溃疡，亲自在自己身上做实验并获诺贝尔奖；而中国科学家贺建奎伪造伦理材料，用基因编辑技术改造胎儿，最终锒铛入狱。“医学创新允许疯狂的想法，但拒绝疯狂的行为。”他强调，现代医学的发展，就是对传统医学“披沙沥金”的过程——古埃及人用柳树皮退烧催生了阿司匹林、洋地黄提取物用于治疗心衰、屠呦呦从黄花蒿中提取青蒿素抗疟，都是传统智慧与现代科学结合的典范。
医者成长：在失败中淬炼成熟
医学的发展有其规律，但创新之路从无坦途。葛均波认为，真正的创新，往往需要突破传统路径，这也注定会伴随着矛盾与挣扎。他以冠心病治疗领域的突破为例，讲述了创新背后的艰辛：1975年，德国年轻人Gruertzig提出“用气囊扩张狭窄冠脉”的设想，发明了球囊扩张技术，这也是冠脉支架的雏形。但这项技术初期充满风险，球囊过大可能撑破血管，血管撕裂后还可能形成血栓，导致手术失败。
1977年，Gruertzig在瑞士为一位患者成功实施经皮腔内冠状动脉球囊成形术，开启了现代介入心脏病学的新时代。亚洲最早、最多开展这类手术的，是日本小仓一家医院的院长，他曾师从Gruertzig。这位院长79岁退休时，带葛均波来到办公室窗前，指着后山的一片坟墓说：“是这些病人成就了我。”
这句话让葛均波深受触动，他深刻意识到：好医生从来都是在实践中慢慢淬炼而成的，没有失败与错误，就没有成熟与进步。“年轻医生只要不是因责任心不强犯错，就应该得到宽容。”他呼吁，社会应给予医生更多理解，包容他们在探索路上的无心之失，因为每一次试错，都是为了未来能更好地守护生命。
创新坚守：以勇气扛起生命之责
医疗器械创新关乎人命，每一步都需慎之又慎，但唯有创新，才能让患者用上性价比更高、更适合的产品。葛均波团队研发的生物可降解支架，2013年4月就获得了审批部门批准，但出于谨慎，他始终没敢应用于人体。
当年9月5日，葛均波接诊了30岁的心肌梗死患者小邓。小邓长期大量吸烟，导致右冠状动脉严重狭窄，经抢救后血栓消融，但血管狭窄问题仍未解决。考虑到小邓年轻、无基础疾病，且仅一处冠脉狭窄，是理想的临床研究对象，葛均波坦诚地与他沟通：“常规支架会伴随你一生，我们研发的可降解支架几年后会在体内融化，你愿意尝试吗？”他同时说明：“这款支架只在猪身上做过实验，还未用于人体。如果出现问题，我们会免费为你更换价值2万元的新支架。”
患者被葛均波的诚意打动，同意尝试。手术测试效果良好，但葛均波的心中始终压着一块石头，生怕后续出现意外。2014年3月，小邓前来随访，葛均波提前准备了香槟，做好了两种准备。当检查结果显示支架效果理想时，他心中的石头才终于落地。随访5年后，小邓的血管完全恢复，支架也已彻底降解。
2020年3月4日，历经15年研发的中国原研可降解支架成功上市。这份喜悦的背后，是葛均波15年来承受的风险与压力，是对受试者生命安全的高度负责。“创新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，痛苦与焦虑是常态；但当看到患者因我们的创新重获健康时，所有的付出都值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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